1923年10月11日，孙中山致电上海国民党本部职员，指示改组本部，各部不设正副部长，只设主任一名，干事、书记各二人，其余职员听候选用。总理全权代表及总理办公厅一并裁撤。

在 10 月 18 日鲍罗廷被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第二天，即 19 日，孙中山正式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电告国民党上海事务所。

上海四通八达，又是国民党在内地的宣传中心，国民党最大的报纸《民国日报》长期在那里发行、在全国影响很大。

因此，上海工作的好坏，对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改组，使之成为群众性政党，实现国共合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上海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或明或暗地抵制国共合作，抵制国民党改组。

11月19日，广州局势一定，孙中山亲自在大本营主持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工作。

12月中旬，鲍罗廷秘密进入北京，会见加拉罕，随后又悄然回到上海。12月16日，他召见了瞿秋白，主要是了解上海的国民党改组工作。

1、孙中山“君主立宪”政府的想法

12月23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

第二天，大会选举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这次大会标志着上海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开始起步。

随着国民党改组工作逐步深入，鲍罗廷向孙中山建议，将在上海出版发行的《民国日报》改版，使其正式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

《民国日报》是孙中山领导中华革命党进行二次革命时，于1916年创办的报纸。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民国日报》遂成为国民党的报纸。

上海工作稍有起色后，鲍罗廷带着瞿秋白又回到广州，以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海内外敏感的新闻舆论界，联想到鲍罗廷与“赤色”计划的推行，不断地捕捉广州城内各种细微的新变化，向外发出各种猜测推论性的快讯。

鲍罗廷尽管十分繁忙，但有一件事情他没有也不敢忽略，那就是必须保证国民党一大顺利召开。

1924年1月10日，从上海返回广州的鲍罗廷，与已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广东党组织负责人谭平山就国民党的发展、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国共合作等工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担任谈话的翻译是瞿秋白。

从这份档案资料来看，鲍罗廷对国民党改组工作不仅注意掌握宏观情况，而且非常重视了解改组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党员发展的质量、基层支部的建设、一大代表的选举、共产党在改组中的作用等等问题，他与谭平山的交谈十分细致和深入。

在与谭平山的谈话中，鲍罗廷了解到自己在去上海期间，孙中山产生了诸如建立立宪政府等想法：

鲍：现在人们所说的北伐和国民政府是什么?

谭：几天前大元帅通过了三项决议：

（1）成立所谓的立宪国民政府; (2)开始北伐; (3)集中财力。

最重要的问题是集中财力，因为由于财政问题，军事部门和非军事部门以及军事部门和各部门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因此，只要财力不集中，广州政府就会永远存在混乱现象，一事无成。

至于立宪政府，则早就议论了，那时准备建立反直隶政府的统一战线，而同沈阳张作霖、安福派联合。总统应当是孙中山。卢永祥应当是省最高督军。根据这个计划、孙中山要联合云南省，因为唐继尧同安福系、鲁昌（山东张宗昌）有联系，他先能联合中国南部。但云南部队、杨希闵反对这种做法。后来才谈妥，现在杨希闵不反对这种做法了。

鲍：这个会议成立国民政府，组织北伐等等，有哪些人参加?是否仅仅来自广东省的孙的追随者参加，或者是其他各省和其他各派的代表参加？例如，唐继尧的代表参加？

谭：不仅是孙中山的拥护者，而且还有其他各省的代表。不知道是否有沈阳的代表。

鲍：这是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或者是这里多次采取的一项宣传措施？

谭：孙在一个月以前就想这样做了，他当然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但只有他一人，而别人把这件事看得很平常。是否能执行这个计划，还很值得怀疑。

2、为何急于建立全国性政府？

孙中山这一想法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前不久他在领导进行关余斗争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列强拒绝将关余拨给广州政府，其理由是：

它只是一个“地方政府”，而不是全国性政府。关余斗争虽然最终取得了部分胜利，但是孙政府被英国外交使团看作是“地方政府”，令孙中山勃然大怒。

这件事，使孙中山萌发了要通过国民党一大召开的机会，让广州政府“变成”全国性政府的想法。

于是，他将国民党要人们召集到他的大本营,向他们提出要在国民党一大上公布他的《建国大纲》，并选举他为“总统”、要大家表态支持。当然所有与会人员都不会提反对意见。

孙中山明白要建立全国政府，以广州的现有之力肯定不行，所以他又派人联系安福系，希望与其合作建立政府，同时着手制订政府未来的工作计划。

这与鲍罗廷设想的国民党一大召开的目标和意义相去甚远。

因为召开一大，是要通过国民党的新纲领新党章，进而改变国民党的成员结构和性质，以此凝聚人心，使国民党成为真正能够担负起领导国民革命重任的先进政党，而不是像孙中山希望的那样，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府。

鲍罗廷此时才明白，孙中山并不真正理解一个政党的代表大会与议会选举之间的差别。

当鲍罗廷从谭平山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第一感觉就是孙的想法和做法有可能产生断送国民党一大的危险。

他既要劝服孙中山放弃这一想法，保证国民党一大按照预期的目标和程序召开，又不能伤害孙中山的感情，否则改组工作就会功亏一篑。

鲍罗廷在他的札记中写道:

为了避免这个危险，我决定在委员会中提出问题，争取它同意不宣布成立政府，而只同意提出党为实现全国政府而进行宣传的口号。正是作出这样的选择，才能争取改变孙最初的决定。我不能在委员会公开地说，如果我们连那个口号也不接受，那么孙就会宣布成立全国政府，也不能说为了取消孙的决定需要提出这个口号。要是这样的话传到孙那里，那就会前功尽弃。

3、鲍罗廷如何阻止孙中山？

鲍罗廷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人，他把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瞿秋白、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召集到一起，向他们提出现在这个时候由党的代表大会宣布建立全国性政府是否合适?

大家纷纷表示不合适。

廖仲恺说:：

“您的意见怎样，现在是否到了宣布成立这种政府的时候？要知道今天连广东省也还没有统一。”

胡汉民说：

“我认为，这样做的条件尚未成熟。我们的党还没有严明的纪律和足够的力量以致能迈出这样重大的一步。”

在取得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共识后，鲍罗廷又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

大会不宣布成立全国性政府，但是可以提出为建立全国性政府而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必须让党在代表大会上作出这样的决定：成立这样的政府需要党在各地开展宣传活动。

这实际上是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为实现全国政府而进行宣传的口号，以巧妙地取消孙中山要在大会上宣布建立全国性政府的决定。

但是鲍罗廷又不便说得太透，结果在这次大会筹备委员会主要成员的会议上，引起了一场关于口号的争论。

因为委员们不能理解提出口号与实际宣布之间有什么区别。

他们认为，既然提出了口号，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成立政府，而不是只把它当作宣传手段。当然，经过一系列冗长的论证和解释，鲍罗廷最后又巧妙地将大家的意见引向了一致。

他说：

我们大家都认为，实际上现在不能宣布成立全国政府。问题只是在于，这个口号对于开展党的活动和对于把党团结在这个口号周围而言是不是好的口号。我们已经制订了最低纲领。或许为了实现这个纲领，国民党可以提出成立全国政府的口号。

全体与会者都认为这很好。

会后，廖仲恺和汪精卫将大家商定的意见转告孙中山，没想到孙对此很坚决，不想有所改变。

于是，二人只好回头找鲍罗廷帮忙。

鲍罗廷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

第二天，廖和汪精卫来到我这里，要求我同孙谈谈他还想宣布自己的政府为全国政府的问题。尽管他们援引了反对孙采取这样的步骤的种种理由，但是孙没有让步。

他们说：“我们与他共事已经20年，我们知道，任何理由都不能使孙改变他作出的决定。”

他们补充说: “在我们党内有如此巨大意志力的领袖，这当然很好，但也常有这种情况，当我们感到他在沿着斜坡向下滑时，我们却无能为力。”

就此我回答说，我同孙共事也已经 3个月了，我知道，能够从他那里争取到什么和不能争取到什么。如果委员会能去他那里说服现在不宣布成立全国政府，而像委员会已经决定的那样，只限于提出有必要成立这样的政府的口号，以使代表大会为党作出宣传这一口号的决议,那么我也参与此事，并尽我所能争取孙能同意这样做。

但是他们认为去找他是完全没有用的，并说只有我一个人能对他施加影响。

鲍罗廷弄清了孙中山决意坚持己见的背后原因，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找到孙中山，就此问题同他进行了一次很严肃的长时间谈话。

谈话结果又一次显示了鲍罗廷的个人能力：

孙中山被说服，同意取消自己的决定，只限于由代表大会表示赞成有必要成立全国政府，并向党发出指示，在群众中为全国政府口号进行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

4、鲍罗廷的工作能力有多强？

鲍罗廷很清楚，国民党是一个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处于一片混乱的政党，并且从来没有召开过全国性的代表大会。

因此，在他看来，对于已经拟定好的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一大，谈不上什么筹备工作。

因为只有知道这个党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它的组成情况、它在各地的实际工作表现是什么,才能说得上做准备工作。

但是不能说，在代表召开大会之前，一点筹备工作也做不上。

对于鲍罗廷来说，指导筹备国民党一大召开，从制定大会议事日程开始就要进行解释和规范。

首先，他要让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们明白，有必要就议事日程上的每个问题作出决议。

国民党从未开过代表大会，他们聚会时总是在公园里面，边喝茶水边听讲演。

因此，筹委们对形成决议感到困惑:

中文里连决议这个词都没有。他们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人就某个问题提出报告,代表大会满意，这就意味着全体同意了。何必还要写成什么决议呢?”

鲍罗廷费了很大的劲，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才使他们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并且同意作出决议。

其次，鲍罗廷还要就大会的工作程序向筹委们作必要的说明。

他告诉筹委们，什么是代表大会的主席团，主席团起什么作用，因为在国民党人以往的会议上，从未设过这种主席团。

经鲍罗廷的说服和解释、最后成立大会主席团的方案被接受了。本来鲍罗廷还提出了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由于筹委们长时间不能理解，且无法付诸实施等原因而放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鲍罗廷需要作许多努力向筹委们阐明宣言和纲领之间的差别。

因为他们坚持认为，既然有宣言，为什么还要有党纲？

鲍罗廷向他们解释说，党的宣言根据形势的变化，是可以每年作出修改的。

但是纲领要管相当长的时间，是根据党的最终目标而制定的。他向筹委们建议，现在不制订纲领，将这一任务委托给“一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为下一次代表大会制定。

但是筹委们表示，他们大家对党的纲领，还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都很清楚。

因此，大会通过一个宣言，然后再附上老的纲领就行。意思是不需要再制定什么纲领。

鲍罗廷经过长时间的解释，终于说服他们同意，在一大上发表宣言，而将纲领交给中央即将成立的委员会。

5、起草一个怎样的“宣言”？

鲍罗廷心里很清楚，召开国民党一大，本身就是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改组国民党的唯一方法。

因此，鲍罗廷认为把握好了下列问题，也就保证了国民党一大召开的意义：

（1）国民党能否真正成为一个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政党？

（2）它能否通过能使它成为这样一个党的纲领和章程?

（3）换句话说，国民党能否经受住根据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明确纲领和建立在党的纪律之上的章程所进行的彻底改组？

（4）能否在国民党内找到使它走上群众性国民革命运动道路的领导人?

在这里，鲍罗廷虽然没有提到宣言的起草和发表，但是要达到上述四个目标，一个符合莫斯科“东方战略”要求，以及共产国际11月28日决议精神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则是其中的灵魂。因此，宣言是国民党“一大”的最重要文件之一。

按照鲍罗廷的安排，经孙中山同意，成立了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

主要成员是鲍罗廷、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还有瞿秋白。在这些成员中，胡汉民和汪精卫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办报的笔杆子，廖仲恺则是筹划国民党改组的孙中山“第一助手”。

瞿秋白能与他们一起参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工作，固然与鲍罗廷的安排有关，但他本人也具备了担任这项工作的才华能力和理论素养。

1923年12月，就在鲍罗廷起草宣言初稿时，他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1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该决议指出，国民党在过去进行的反封建斗争中，存在诸如脱离城乡广大劳动群众等问题，说明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必要性；决议还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出了适应中国革命新形势要求的重新解释和详细阐发。

鲍罗廷以该决议为依据，亲自起草了一个宣言初稿。由于该宣言是指导国民党改组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基本文件，实际上也是莫斯科与广州合作(苏孙合作)的条件，因此，它的起草过程必定充满着争论和斗争。

12月末，正在上海的鲍罗廷，将这份重要宣言的第一稿，提交给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会议，进行讨论。

参加讨论的人员有鲍罗廷、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张秋白等人。大家整整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围绕宣言展开辩论，发表各自的意见。

会后，鲍罗廷综合大家的意见，对宣言进行再修改，然后交瞿秋白译成中文，再交给汪精卫。因为汪精卫是孙中山指定的在宣言起草委员会中的代言人，负责草案的定稿工作。

汪精卫对宣言的修改稿进行了再加工。当瞿秋白将经过汪精卫修改的草案重新译成俄文交给鲍罗廷时，鲍罗廷为这些著名的国民党人的思想混乱状况感到震惊。

6、鲍罗廷的据理力争

为了拿出一个有意义的合格的国民党一大宣言，鲍罗廷不得不与这种混乱的思想作斗争。

从上海回到广州后，他将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和他自己组成“四人委员会”，再次对宣言草案进行讨论。

在讨论中，鲍罗廷坚持必须清楚解释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在宣言中不能含糊其辞。

在1月14日至15日的讨论会上，鲍罗廷要求宣言应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对国民党过去错误的批判和对现有各种救国方案的分析；二是国民党总的立场，它对自己的原则的想法；三是国民党现在能立刻提出的建议。

按照鲍罗廷的要求，委员会至少花费了 15 个小时的紧张商讨、研究和修改，最后定稿的宣言为三个部分：中国之现状、国民党之主义、国民党之政纲。

我们从鲍罗廷在当时留下的笔记和报告中可以看出，在国民党改组和筹备一大过程中，当鲍罗廷同国民党的领导人胡汉民、张继和汪精卫等人的意识形态感觉，格格不入而非常恼火又无可奈何的时候，当鲍罗廷觉得与国民党内那些人几乎无法共事的时候，是瞿秋白充当着他强有力的助手，使国民党改组工作顺利进行，使国民党“一大”的宣言草案如期完成。

鲍罗廷说，他在国民党目前的状况下，不可能争取到希望得到的东西，他只能争取到能够得到的东西。

国民党一大宣言能够基本达到预期的目标，应该归功于鲍罗廷的执着、坚持，是他不懈努力的结果。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