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秦始皇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祖辈打拼逐渐从一个靠养马受到周天子重视的弱国到一统六国、傲视群雄的强国。

这跃迁关键在于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秦国在变法期间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使得秦国有国力与六国一战。

但秦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在后世探究其短命越频繁时，法家思想便多受一份指责。但据历史文献记载，秦立十三年而亡在于暴政、在于无休止地剥削、在于未能及时调整国家发展政策而非在于法家思想。

一、法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法家思想是由道家思想发展而来，其基本主张是无为，代表人物是韩非子和商鞅。

法家对人性的基本判断就是，人能计较得失有私心趋利避害，所以在治理国家时就要知人善任，对能人应该重用，对坏人则是处以刑罚，做到赏罚分明。法家思想认为统治者治理的对象并不是国民的行为道德，而是他们的本性。

法家思想认为只有明确禁止了，国民出于自利之心就不会去触犯，会遵守规定，但在《韩非子》全书中并没有否定存在善德之人，既是道德高尚规范自己的人，承认有但表示太少。法家思想在治国中否认道德的存在，即不依靠道德而是法律条文治国。

在《八经》中提到“赏誉诛毁”即强调法律的奖赏惩罚对百姓行为的规范作用。这和孔子的“有耻且格”不同，“赞誉诛毁”是靠条例、靠外在社会、靠自利之心的驱使下的选择。“有耻且格”则是出于人之本性——礼义廉耻而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韩非子高度鼓吹“君主专制”，十分重视君臣关系。他同儒家不同，他否定了儒家设想的君主之上的制约，将君主专制绝对化抬到了不可动摇的地步。君臣，父子，夫妻在古代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最先由孔子提出。孔子和孟子都主张这种关系的维护双方都有责任与义务，两方都应该努力维护。

然而韩非子则认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君父夫无论做了什么，哪怕出错，另一方也应该顺从效忠，这种顺从应该是绝对的，不能有一丝反抗的，与儒家相较之下更显霸道。所以董仲舒的“三纲”并非历史创新而是一种历史总结。在君驭臣上，韩非子主张君主通过“赏罚”这柄权杖来驭臣而非是臣子的忠心。讲究君主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让臣子不得不顺从自己，忽略臣子的主观能动性。

正如前所述，韩非子主张事在人为，主张君主自上而下驾驭臣子，完完全全掌控他们，让他们顺从自己。韩非子反对儒家的“爱人”与“仁政”认为百姓臣服君主并不是因为仁爱而是因为君主的权势和刑赏。他认为过于依靠百姓的道德是不利于君主统治的，若不顺从君主则国家覆灭。

他从“慈母多败儿”等例子中论证了仁政不可实施的道理。他认为“仁爱”会破坏刑赏，君主一心软便会破坏刑罚制度，正如在饥荒时他认为君主不应该开粮仓以赈灾，这也是法家思想极端的一个表现。

“重刑”是法家的标签，法家被诟病的一个大点就是重刑，但韩非子认为这是重人情。他说“重刑去刑”人的自利之心会在做出行动前权衡利弊，会比较这件事所取得的好处和后果。如果后果重则不易再犯，后果轻则易犯。他又说“重刑止奸”以及“刑必”就是主张把刑罚定得很高很严重就会吓退很多跃跃欲试去触犯法律的人，把刑罚定到可以实施就可以让百姓畏惧从而不敢触犯法律。

韩非子为建立绝对的君主专制，保证君主不可动摇的地位和权势，总结了前期的法家思想，明确了“权、术、势”政治范畴的规定性，形成完整的君主专制的法律体系。法是贵贱一体共同遵守的法令，是公开的、所有人可见得法文。所有法令在精神上必须统一——维护封建统治。

法是衡量国家所有功过是非的标准，法适用于所有人，约束所有人。术是知人善任，是执行法的权术。君主通过“术”安排任命朝廷官员，让他们相互制约，使君主不受蒙蔽，可以在深宫中知天下事，听天下声。而势则是君主有赏罚大权，让大臣臣服于自己的能力。势是抽象的是君主专制的体现，法和术则用来维护势。

二、秦皇及二世并不完全按照法家思想治国

法家是由道家发展而来，韩非子所总结的“势、权、术”是想通过君主震慑臣子有为，通过术来掌控臣子作为从而达到君主无为，而秦始皇虽设三公九卿，但他认为国家治理有序，书同文车同轨，社会大发展的功劳在于他一人，他基本夺去太尉的权，个人独断专权。

《史书》记载他日夜处理公务，自认为自己的功劳盖过过去所有国君帝王，这也足以窥见他在开创“皇帝”两字时的骄傲和得意。

韩非子所指的赏罚是指臣民的，认为是他们的欲望造成的，但这些欲望都可以通过耕战解决。对于帝王的欲望，韩非子是极其反对的，他认为明君有了欲望就容易走歪做出一些错误的决断，不应该有这些欲望甚至应该看不起而避开得远远的，对于大兴土木修建宫室，韩非子更是认为这是亡国的前兆。

秦始皇在位期间因着对“势、法、术”的掌控和运用，成功地扫除了前朝势力和反对势力，将国家权力尽然握于手中，由此滋生了傲慢及贪欲。他想大肆炫耀他的功绩，开始大修宫室。

杜牧著名的《阿房宫赋》“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从这些字眼中足以想象出阿房宫工程之浩大。

就连秦二世都曾表达过秦始皇修建宫室是为了让臣民夸耀他。与此同时，他大修陵墓想把他的一切都带进他的极乐世界，开始烧兵马俑修建皇陵，想把生前的一切都带去地底下陪伴着自己。

除此之外，他还向四海派遣术士去寻求长生不老的丹药，想永享帝王之荣耀。法家思想对于战争是谨慎的，因为当时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原因，韩非子认为统治者应该把重心放在农业耕种，对于战争应该多思量，降低对农业生产生活的破坏。

而秦始皇多次发动战争击胡征越，向少数民族显示自己的武力。这些额外的徭役赋税使经受长时间战乱的百姓更加苦不堪言，使得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损失了家中的劳动力，动摇了国之根本。

在后人对秦亡原因的研究里，严刑酷吏通常是继沉重的徭役赋税后的第二大原因。但法家思想的严刑多指立法领域，是想通过人的自利之心，让百姓自己算计着违反法律，犯罪成本过高从而不犯罪不违反。制定的法律具有明晰性、公开性。臣民触犯法律，统治者有义务按照制定的法律去处罚臣民。法家思想是想通过震慑去劝阻制止百姓犯罪。

而秦朝的严刑酷吏则是体现在司法方面，秦朝统治者并没有按照义务来治理国家。据传在嬴政统治期间，一个宰相的车马配饰已经触犯了当时法律，精美豪华程度可以与自己的相媲美，这让嬴政震怒，下令斩杀了全部相关的官宦和婢女，且仅是知情不报的罪名。统治者没有按照法律治罪，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

不仅于此，在秦二世在位期间，赵高等人就曾为了排除异己肆意篡改法律肆意使用法律去压制政敌，让法律成为党争利器，这些种种行为早已出了法家思想的范畴。继汉开始，中国封建王朝就曾一直延续一些秦律治理国家，就在汉建立之初，宰相萧何就曾依据秦律而制定了大量汉律。在这个阶段，汉代并未十三而亡，而是在休养生息中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秦始皇的封建迷信是法家思想所反对的。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建立了第一个多民族中央政权后，就开始大肆拜鬼神求长生享富贵。去泰山封禅向天地宣告自己的皇权霸业，修长城，建墓陵宫室，寻术士求长生不来，桩桩件件无不是出于个人私心而耗费大量国力，加重百姓的徭役赋税。韩非子就曾明确表示，反对鬼神之说，他认为这些都是虚妄的，长生不老是不存在的，甚至把信鬼神同大肆修建宫室一起视为亡国前兆。

秦的失败也在于过“刚”，过刚则易断。秦在统一六国后，仍使用征战时的国家法律，对触犯法律的百姓严惩不贷，丝毫没有仁义可言的。这国家的严肃性不仅笼罩着百姓，也覆盖着官员。一旦犯错，君主不会顾念君臣之情，直接严刑处罚举国都视仁义礼仪为利益之后，君父夫地位为绝对，少了人情多了算计。

在法家思想中，去除仁义在当时是权衡利弊后，做出对发展最有益的选择。在当时农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选择抛弃假儒士的空空其谈，选择注重耕战，制订法律约束百姓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在仔细分析后发现，商鞅和韩非子并不是反对君主行“仁义”而是在争霸时应该先成为霸主，而条件就是制定一种条例让社会有序发展。

三、秦亡于未能及时变通

秦朝仅存世十三年，共有两位皇帝，与嬴政所设想皇位传承千秋万代差的不止一星半点。其中不乏奸人赵高的肆意破坏，不乏六国旧势力的虎视眈眈，但最根本的就是嬴政未能认识到“休养生息”的重要性，一味贯彻坚持战时的法例，一味剥削百姓，忽视了农业生产对国之根本的重要性，忘了“君舟民水”的道理。

秦的建立与覆灭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历史真正的主人公、真正的掌控者是那些最平凡、最卑微、最普通的底层人。

秦的建立顺应了饱受战火渴望和平的普通百姓的愿望，所以那时的百姓愿意为国捐出所有，捐出自己的丈夫，儿子。有极强的奉献意识，同时秦国经历过商鞅变法，普通人晋升的路打开，可以通过入伍作战取得军功实现阶级跃升，这更让秦师战斗力直线上升，可以一统六国。

但在嬴政统一六国，完全清扫了朝堂的反对势力后，日渐自满。据《史记》记载李斯就曾在二世面前表达过，山东地区农民造反是因为徭役过重。李斯在统治集团的内部，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国家的危机，也劝着二世停止阿房宫的建设。

在战争中、在修建工程中的承担者往往都是那些底层的百姓。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男子成为壮丁上前线去工地，女性则在后方运输。男不能耕种女不能缫丝，当时的小农经济无法发展，百姓在衣食住上不能得到保障，甚至会因为战败未能及时服役而被处死，将百姓的活路给堵死，至此，各地农民争相起义，他们已经朝不保夕所以不惧严刑酷吏。

结语

倘若嬴政真正掌权后休养生息，及时调整法制，不专制独裁，可能秦朝也会是个长久而兴盛的王朝。但假设终究仅是个美好的假设，后人能做的便是总结规律少走弯路，对历史的看法与评价应该客观辩证，不能人云亦云，不能理所当然，不能一棒子打死。

参考文献

《史记》

《商君书》

《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