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军里负责核税的军官刘先生很久没有回家。于是，妻子背着6岁的女儿到青岛营地去找他，这才知道他随船去了台湾，但很快就会回来，让妻子不要着急。刘先生还托人给妻子留下两块大洋买米……可是，妻子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那时候，妻子还在费县乡下生活，靠给人洗衣服养活女儿。后来兵荒马乱，妻子便带着女儿来到青岛谋生。好在很快就解放了，妻子有了正式工作，娘俩才相依为命地活下来。
由于刘先生的突然离去给妻子的打击太大，她文革时就早早去世，还不到50岁。妻子临闭眼前一直喘着一口气不肯走，女儿拿了很多东西放在她手里，她都不认。最后，女儿想到了父亲留下的照片，忙翻出一张放在她手上。妻子握着那张一家唯一的合影走了……
1983年的一天，女儿正上着班，有个人给她带来一封已经打开的信。她觉得奇怪，就找了个角落，仔细一看差点坐在地上，居然是父亲写来的信！
原来，父亲根本不知道她和母亲早已迁到青岛定居，他托一个朋友从美国往大陆捎的信，把信直接捎回了老家费县。因为不太清楚大陆这边的情况，因此，信封写得含含糊糊，直到老家的人把信打开看了，才知道是寻找她们母女的。村里有知情的人便托人把信捎到了青岛她的手里。父亲的信上也没有落地址，女儿只知道他还健在，在台北定居，别的就不清楚了，也没法回信。
大概是一年以后，父亲又托人捎来了照片和信。父亲一直独身一人，在台湾没有成家。他从桃园退役以后，转到了台北新闻局工作，直到60岁退休。
因为知道信的确能到她手中，父亲这次写得挺多，字里行间都是对她和母亲的思念之情。她马上给父亲写了回信，信中告诉父亲，母亲已于1967年去世，可她还在一直想念着父亲，希望父亲能早日回来，让她这个女儿尽孝。
也许，父亲收到信后挺失望的，毕竟老伴不在了。后来虽然也有信来，但从不提回来看看。
1989年，她在50岁退休的晚上给父亲写信，边写边哭，信纸上到处斑斑泪痕。这一次，父亲很快回了信，说已决定5月份回青岛探亲，正在办理各种手续。
父女相见的那天，父亲喝了很多酒，高兴得像个小孩子，又分红包又送礼物。轮到送她礼物了，父亲在包里掏了半天没有拿出来。孩子在她身边悄悄说:“妈，姥爷肯定是给你带金项链回来了，要不放得这么严实?”
父亲却从包里掏出一个半新不旧的布娃娃，说道：“到台湾以后，每次看到小姑娘抱着布娃娃在商店里与父母在一起，我就想到你。也记不得从哪年开始，每到圣诞节，我就会去买一个漂亮的布娃娃，放在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送到你手里……这次回来，我知道别的老兵回家探亲都是买各种金首饰，我也买了一点。但是，我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布娃娃，因为这是我40多年前的一个心愿。女儿，你不会笑父亲吧?”
父亲说着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她接过布娃娃，顾不得儿女在旁边，一下子给父亲跪下了……
40多年来，父亲已经习惯了独自一人生活，回到这个大家庭有些不适应。再加上老人的观念非常传统，总认为女儿家就是别人的家，他住得不踏实，第一次回来探亲只了一个月便回台湾了。
父亲回台湾以后，再次回来，是在1992年。每次他回来，都是呆一个月，时间到了马上回去，每隔两年回来一次。1996年回来那次，她又劝父亲回来定居。父亲说，想让她到台湾去看看，了却了这个心愿就跟她一起回来，再也不回去了。
父亲回台湾以后，就开始给她申请探亲名额，直到1997年底才批准。
1998年5月，她在家人和同事们的簇拥下登上飞机，第二天中午12点左右到达台北机场。可她等到下午4点多，父亲也没有出现，机场的人帮她喊了一辆计程车，带她去父亲在台北的住址。
她敲了半天也没有人来开门，轻轻一推，门开了。她走了进去，眼前的景象把她吓了。只见父亲仰躺在客厅中央的沙发上，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去世了，尸体都有了怪味。
她几乎是惊慌失措地跑出了父亲的家，站在门ロ，忍不住痛哭起来。
邻居叫来了警察和护车，在医生初步检查后，父亲是死于突发性的心脏病，时间大约是一个星期前。当时在台湾，像刘先生这样的老兵孤身一人，发生这样的事已见怪不怪……
通过父亲朋友帮忙办完后事后，由于台湾当时的政策规定，无论台湾人留下多少遗产，其在大陆的子女只能够继承200万新台币，还要通过很多道公证程序，并且在一年半以后才能兑现。
由于当时台湾社会对内地过去探亲的人不太友好，她在台湾办各种手续受尽刁难，呆了40天再也呆不下去了。等有关的手续基本上办理完毕，她马上捧着父亲的骨灰盒登上了回祖国内地的飞机。
在她身边的旅行袋里塞满了父亲房间里的布娃娃，尽可能地多装，也只带回十几个，剩下的都留在了父亲的家里。
上飞机舷梯时，她轻轻地对父亲说:“爸爸，咱们回家了，女儿这次真的带你回家了，你再也不用担心孤单和寂寞，因为家里有那么多亲人在等着你回去团聚，爸爸，咱们真的再也不会分开了，你和妈妈终于可以团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