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国家曾经真的非常非常希望中医能肩负起现代临床医学的半边天，成为真正的现代医学
但是吧……
2004年，当时号称中国耳鼻喉科的泰山北斗，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也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防聋中心主任卜行宽，发表了一篇名为《我国的防聋工作如何与WHO接轨》的文章
卜行宽教授
卜行宽在文章中回顾中国在过去耳鼻喉疾病的治疗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中指出：
“回顾我国的工作，相对重康复、轻预防。在治疗方面虚假广告泛滥、游医作祟、误导误医严重，聋人徒受损害，这些情况不及时纠正，不仅难以达到WHO的目标——在2010年前减少可预防的听力损失所造成负担的一半，更会影响我国在该领域的持续发展”
那卜行宽文章提到的“虚假广告泛滥、游医作祟、误导误医严重，聋人徒受损害”到底说的是什么事呢？
就是解放后掀起的“中医针灸治耳聋”三次高潮
之所以“中医针灸治耳聋”在卜行宽教授眼中会有如此恶劣的影响，关键在于当时在还没有论证完中医针灸安全性、有效性的前提下，就让中医直接上了临床，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医疗事故
在中医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多次“先下定论后论证”的临床事故，属“中医针灸治耳聋”的时间持续最长，危害也最大
第一次“中医针灸治聋哑”的高潮：1954年
1954年，当时的官媒《健康报》报道了沈阳铁西区针灸门诊部医生吴之升、张知学采用针灸疗法治疗200余例聋哑病人，其中70%的病例经过针灸治疗后可以讲话
随后1954年的《人民日报》又报道湖北天门县医院杨辅之针刺聋哑学校学生的事情，经治疗后的学生可以又唱又跳
这两篇报道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在世界上也有影响力
因为在中医历史上曾经有过诸多针灸治聋哑的医案，在中医古籍《针灸甲乙经》中就有记载：
“暴聋气蒙，耳目不明，取天牖。”
治疗方法是用针灸在听宫、天牖直刺进针1.5寸～2寸
《备急千金要方·卷三十》里也有过记载：
“天牖、四渎主暴聋”
也是用针灸刺激天牖等穴位
而1954年的这篇报道算的上是近代现代史上，在现代医院里第一次临床复原了针灸治聋哑的神奇案例，而且70%的治愈率远高于当时现代医学所能穷尽的一切治疗聋哑的手段
这非常符合那个年代“东风压倒西风”的意识形态正确
所以在整个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治聋哑就选中医”的风气，几乎所有地方医院里耳鼻喉科都引入了针灸治疗手段
不过临床医学最残酷的是，任何的医学实践都可以通过复现来验证其有效性
随着越来越多的针灸治疗聋哑的临床数据出现，1959年《中华耳鼻喉科杂志》建国十周年国庆专刊发表了《重听和聋哑儿童的听觉训练（附22例初步报告）》披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各地医院针灸治聋哑的临床活动并没有复现此前报道中的神奇疗效，并指出中医针灸不可能至于内耳永久性损害，呼吁叫停此类针灸临床活动
不过在那个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时代，这篇文章并未引起多大的重视
所以针灸治聋哑不但没有被叫停，更愈发野蛮发展开来
第二次“中医治聋哑”的高潮：1955年-1968年
疯狂的年代总会诞生疯狂的人和事
当时国家提出了医学要“西学中”的热潮，学术界开始批判西医抬高中医，并且用“针灸治聋哑”这“铁一样的事实”来批判西医对耳鼻喉科基于解剖学上的解释
在这种气氛下，当时各地都传出很多被西医定性为永久性损伤不可逆的耳聋，都被中医用针灸“治好了”，并由此来证明西医不如中医，要向中医学习
当时《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打破聋哑禁区，聋人可以开口讲话了》的文章，报道湖北省天门县黄潭区卫生所的一名叫杨辅之的年轻西医，通过学习中医针灸后成功治愈了几名原本被西医判定为不可逆耳聋的患者
据报道，杨辅之用深刺与电针共治疗了聋哑症及耳聋症146例，疗效高达93.8%。这门技术被乃如当时“中西合璧的祖国新医学”的重要成就
为此杨辅之作为“西学中”的优秀代表受到了当地政府重视，随后被调入天门县人民医院并成立了针灸科，专事针刺治疗聋哑
1966年《辽宁医学杂志》发表《针刺治疗各种聋哑1012例疗效分析》一文，在治疗效果总结中写道：
聋哑组，先天性213例，有效率89.2%，有效190例，治愈65例，治愈率30.5%
单聋组，先天性38例，有效35例，有效率92%，治愈14例，治愈率37%
这组数据直到医学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也是望尘莫及
不过混乱的时代也不是没有明白人，面对当时这一“反智反科学”的学术运动，当时我国耳鼻喉科鼻祖刘瑞华教授就曾在一场学术会议上公开提出质疑：
“内耳毛细胞损坏或发育不全怎么能再生？”
刘瑞华教授
学术总归是学术，面对很多专家的质疑，卫生部决定组织不同中医院负责针灸的中医大夫，统计了从1955年一直到1968年“针灸治耳聋”的临床案例结果
最终统计的1001例耳聋患者中，无一例经过针灸能达到临床上治愈的效果
本以为荒唐的“针灸治聋哑”事件会就此告一段落，没想到的是，特殊时期到来了
第三次“中医针灸治聋哑”的高潮：特殊时期-90年代
1971年，解放军驻辽源市聋哑学校毛泽东思想医疗宣传队一名叫赵普羽卫生员，声称自己通过针灸治聋的效果为100%。经过他的治疗，很多原本一生下来就耳聋的学生经过针灸治疗后，不仅能听见、说话和唱歌，有的还参了军
赵普羽
当时验证赵普羽针灸治聋哑有效性的依据是，这些聋哑孩子在经过针灸治疗后可以喊出一些口号，非常迎合那个时代“人定胜天”的伟大实践，所以根本无人敢质疑其真实性
后来北京市耳研所按照赵普羽的方法，对1000余例聋生进行了复现治疗，最终结论依然是无一人有效
但受制于当时大环境，这个复现在结果被禁止发布，一直到1981年才对外公布
所以“针灸治聋哑”继续着自己的“表演”
1979年，长春耳聋医院在“针灸治聋哑”的基础上又“二次创作”，提出了所谓“中医中药加针灸、气功、穴位注射综合疗法治耳聋”的全新概念
在针灸的基础上，辅以气功和内服中药治疗聋哑
那用的什么中药呢？
当时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医院耳聋康复中心主治医师高留华发明了一种叫“高氏疗法”的技术，主要治疗方法就是服用高留华自制的一种叫“耳聪冲剂”的中药
长春耳聋医院就在“高氏疗法”的配合下，辅以针灸、气功、穴位按摩等方法治疗神经性耳聋，据称此法“使不同年龄的一万多名失聪者不同程度地恢复了听力”
可能老北京人都有印象， 就是当年《北京市交通旅游图》背面都印着“高氏疗法治耳聋有奇效”的广告
但实际疗效如何呢？最后面我会提到
祸害无穷的“中医针灸治聋哑”运动
卜行宽教授在《我国的防聋工作如何与WHO接轨》一文中是这样评价“针灸治疗聋哑”运动的危害的：
“对于0-6岁的聋童，如果能尽早使用助听器，或者使用高科技人工电子耳蜗，再经过长期的语言训练，完全可以使聋儿走上一条‘聋而不哑’的光明坦途，几乎可以和健听人一样生活学习。而正是一些家长听信了这些骗人无效的的治疗，错过了聋儿最佳康复训练时间，将他们推向不能发展口语，只能以手语为主的生活方式，可谓贻误终身，令人十分惋惜”
“例如聋儿王某，两岁多时配合双耳助听器，家长只因孩子不肯佩戴而去外地治疗5年多，用去上万元结果一无所得。回来时孩子已经8岁，错失了最佳康复机会，最终只能进入聋校就读”
“又如刘某因家长认识不够，认为助听器昂贵且佩戴麻烦，又不愿长期为孩子进行听力语言训练，反而跑去广州进行针刺和中药治疗3年多，只希望依靠这些简便的治疗恢复听力，花了几万元，最终孩子还是不会说话，硬是把孩子推到了哑巴堆之中，令人痛心难过”
中国听力康复训练泰斗，原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邓元诚教授也说过：
“只要家长能充分配合，听力有残存的孩子只要训练两到三年，听力重度丧失的孩子训练五到六年，至少有30%的聋儿可以在正常的小、初、中、高中班随班就读。考上大学甚至出国留学的也大有人在，日后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融入社会”
邓元诚教授（中）
而“中医针灸治聋哑”运动跨越时间长达几十年，不知道导致多少聋哑儿童彻底失去了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机会
而作为中医重要的“现代化”标志，当时为何要专挑“聋哑”作为临床的切入点呢？
专挑“软柿子”捏的“中医现代化”
邓元诚教授就“当时中医为什么要以聋哑作为临床切入点”，而不选择例如眼睛、外伤，或者大脑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
“聋哑”病因非常复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模糊操作的空间”
同样是聋哑，不可逆耳聋和可逆的听力损失在临床上的表现几乎一样
在缺乏现代化诊断手段的前提下，通过人主观的判断很难明确病人的听力到底能不能恢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就中医的介入提供了空间
例如高留华发明的“高氏疗法治聋哑”的技术，其判断治疗有效的依据是以“电反应测听（ERA）”为主
利用前后治疗的病人的主观测听结果为评价依据，例如病人在治疗前测试听力为95dB，经过治疗后可以听到85dB，达到10dB的数据差异，高留华即视为有效
但在临床上这10dB的改变太微弱，99%的人根本感觉不出来这点变化，主观评价充满着不确定性，所以根本没有参考价值
但这并不妨碍中医拿着数据“自说自话”
而对于盲人来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观察来判断是否眼球受伤或者有问题致盲，没有模糊操作的空间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肢体外伤、大脑受损的患者，你会发现中医从来不敢碰这些领域，因为临床上无法根据这类患者的主观描述来判断病情，缺少了患者主诉中医就没办法用“临床疗效”来做模糊性操作
急诊室和ICU这样不能搞“模糊空间”的地方是见不到中医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中医“没有现代化”，而是中医自己不珍惜“现代化”的机会
像中医“柳枝接骨”这样的荒唐事也不会再重现了，错失种种“历史机遇”的中医，未来如何很难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