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下半叶，英国率先开启工业革命，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英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为了扩大市场和原材料产地，英国加速全球殖民扩张，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
但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英国始终无法撬开这个拥有三亿人口，占全球GDP三分之一的庞大市场。
在有限的中英贸易中，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特产源源不断卖往英国，而英国的工业产品却很难进入中国市场，这导致英国对中国贸易始终处于严重逆差状态，英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英国人急需打开中国市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1787年，英国派出凯斯.卡特准备与中国洽谈通商事宜，但这位使臣却在前往中国途中病逝。
1792年，英国以庆贺乾隆皇帝83岁寿辰为名义，再派马戛尔尼为特使，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出使中国。这次出使，英国一方面希望清政府取消各种贸易禁令，打开中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处女市场；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此行，搜集更多关于中国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部署等多方面的信息，为以后不时之需做准备。
乾隆皇帝对于英国使团来访也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大清国威远播，引得西方番邦来贺。为了显示天朝上国的繁荣富庶，国富民强，乾隆要求对英国使团的接待工作一定要办得宏大隆重。为了不出差错失了体面，乾隆皇帝甚至多次亲手操办接待事宜。
乾隆对整个接待工作的原则只有两条：一是热烈欢迎，让英国使团人人开心，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二是场面宏大气派，让番邦蛮夷感受到大清无上国威。为达成这两点，清政府可谓大费苦心。
首先是见面礼。
英国使团达到大沽口的时候，清廷接待小组就准备了大量见面礼，根据英国副使斯当东的记载：清朝接待组准备了20头牛，120头羊，120头猪，100只鸡，100只鸭，10箱茶叶，22篓桃脯，22篓蜜饯，22箱李子和苹果……，由于数量和种类太多，英国使团的船上无法容纳，只能收下部分。
实际上早在广州、江浙等沿海地区，英国使团就陆续收到清朝各级政府的大量礼物，可以说英国使节来到中国后，基本没有为吃喝花过钱。
其次，是大量的赏赐。
根据以往惯例，中央王朝对朝贡藩属只赏赐一次，但乾隆皇帝念英国不远万里不辞劳苦来贺，给予了英国使团前所未有的赏赐。根据史料记载，英国来朝时，乾隆前后赏赐共有37次之多，赏赐物品超过130种，3000多件，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次数之频，前所未有。
如此大张旗鼓，铺张浪费，清政府为了接待英国使团，到底花了多少钱呢？根据英国使者的估算，乾隆皇帝为了招待英国使团，大概花费了51.9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的17.3万英镑，折合现在人民币1亿元，而这还不包括乾隆赏赐给英国使团的礼品，那些价值连城的礼品，不知道要比招待使团花销高出多少倍。
如果将京城接待费用加上沿途省市费用以及乾隆丰厚的赏赐，保守估计在200万两白银，而算上清政府千余名接待人员的开支和贪污，整个英国使团接待成本应该超过了400万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有8亿元。虽然当时清政府国泰民安，国库充盈，但这仍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英国使团花费了多少钱呢？根据英国人的记载，英国使团包括人员开支和送给乾隆皇帝的各种礼物，加起来还不到25万两白银，这对于处于全球殖民扩张的大英帝国来说实在微不足道。
然而乾隆皇帝的慷慨大方，并没有让英国使团感动得痛哭流涕，立刻匍匐在皇帝面前三叩九拜，反而因为觐见皇帝的礼节问题起了不小争执。
清政府认为，英国属于“番邦”，觐见大清皇帝自然要遵循中华礼仪，行三跪九拜之大礼，这样方显大清天子之威仪。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和英国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家，英使来访只是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往来，并不是清政府一厢情愿认为的番邦朝贡，清朝官员要求英国使团行三跪九拜大礼是一种侮辱，有损大英帝国的尊严，坚持只按英国王室规定行礼。
双方闹得十分不愉快，乾隆皇帝也因此降低了对英国使团的招待规格，并准备将英国使团打发回家。马戛尔尼眼见出使任务功败垂成，不得不做出妥协，但没有任何史料证明马戛尔尼行三跪九拜的大礼，但肯定也不会坚持只行英国礼节，很可能是某种折中礼仪，据说是九次单膝下跪。
经过礼节事件，乾隆对英国使团的好感度骤降，寿典一过就指示和珅将英国使团早早打发出国。马戛尔尼承担着打通中国市场的重任，虽然他知道此行目的可能要落空，但是在寿典结束后还是向乾隆皇帝呈上了英国使团的六项书面请求：
（1）准许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2）准英商在北京设立商馆；（3）指定舟山附近一小岛，为英商居住和收存货物之所；（4）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地，准许英商享有上款同样权利；（5）英商在澳门、广州内河运河享受免税或减税特权；（6）明确船只的关税条例，按规定上税，不得额外加征。
对于马戛尔尼提出的这六项要求，乾隆均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为由予以驳回，并警告英国人不得在浙江、天津贸易，否则就会被驱逐出境。于是马戛尔尼的出访使命全部落空。
乾隆拒绝英国使馆的要求，不仅仅是因为马戛尔尼不遵守清朝礼仪，有损大清天子威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英国使团的这几项要求带有一定不平等条约色彩，如在舟山、广州指定一地作为英商停泊居留之所，这就涉及了领土主权问题；而要求减税或免税等特权也关系到两国贸易平等问题，所以无论是从个人面子方面还是国家主权方面，乾隆都不可能答应英国人的无理要求。
乾隆皇帝拒绝英国人无理的通商要求，虽然捍卫了国家主权，但同样也错失了一次与欧洲先进文明接轨，与近代工业革命接触并作出历史性改变的机会。
马戛尔尼为了能够打开中国市场，特意带来了英国生产的最先进的工业产品，如天体运行仪、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以及榴弹炮、迫击炮、连发手枪等，但乾隆皇帝和一众清朝官员认为这些都只是一些无用的奇技淫巧，对此并不感兴趣。
对于乾隆皇帝的拒绝，马戛尔尼在他的日记中说：
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野蛮人，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正如马戛尔尼所言，当英法等欧洲列强乘着工业革命的春风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大踏步前进之时，中国这个东方巨人却沉浸在“天朝上国”和“地大物博”的自大中不能自拔，并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变得腐朽不堪，行将就木。
四十年后，英国人再次来到中国，这次来的不是英国使团，而是英国军队，他们凭借坚船利炮叩开了当时用口舌文书没有打开的中国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