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400年的封建制度下诞生了许多的封建体制，其中，皇帝制度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中国封建社会所谓的皇帝制度必须以皇帝为中心，实行皇权至上的原则。这一制度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立以来，经过历代王朝的不断发展，在1911年清朝宣统皇帝退位时才被彻底废除，前后历时2130年。
2000多年的时间里，皇权成了站在封建王朝制度金字塔最顶端的设计。它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国家机器之上，不受制约，不受威胁，突出个人的权威地位，并且随之衍生出来的各种等级封建思想，礼乐制度以及皇位继承等各类制度和措施，总体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且绝对稳固的封建王朝制度，它的产生与发展也是一部漫长的中国封建王朝发展史。
皇帝这一称号并非来源于既定的古籍之中，反而是由上古传说中的某些神话理念拼凑而来。秦王嬴政扫六合，一统天下，自认为自己功德无量，功盖世界。于是他询问自己属下李斯，到底该用何种名目为自己树碑立传，强化王权？大臣李斯经研究决定，“三皇五帝”是上古时期最为权威和最受天下臣民敬仰之人，因此从其中各取一字组成“皇帝”二字。
至此，空前的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秦国建立，“皇帝”二字也成了帝国里最高政治首脑的专用称号。除此之外，能当皇帝者必须自称“朕”，他人不可擅用，这是区别于其他人的绝对自称。
在各种称呼的加持之下，皇帝这一角色成了封建专制国家和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力主体和核心人物，是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天下之土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一人独掌天下大权，权力范围包括全国的土地资源，人民财富，军队兵力等等。皇帝一人手中尽掌握资源与权力，所以自然可拥有对他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因此，作为权力的集中者，皇帝也成了国家政治事务的唯一决策人和最高统治者。
由皇帝制度衍生而来的各级官僚制度对皇帝绝对负责；
皇帝有权统帅全国军队和指挥中央朝廷的各类官僚以及地方的文武官吏；
以皇帝的绝对意志办事是封建王朝的真理等等；
“朕即法律”意味着所有臣民皆是皇权之下的下属，不得对皇帝本人有任何违抗和异议。
整个帝国在皇帝二字的笼罩之下，国家只按其个人意志进行法律的颁布，文武官员的任免，人事奖惩以及全国财政税收的制定和改革，这些都是由皇帝派人负责，且由他本人一锤定音。
天下之大并非一人之力可掌握，但是皇帝具有最高控制权。皇帝手下的官僚大臣可以通过进谏或者写奏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提出自己的建议。如果这些建议被皇帝采纳，他便可通过口谕或文书下达召令，而这些政策必须要为全国人无一不知，无一不晓。
与此同时，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必须通过暴力机关的“硬实力”来体现，也必须通过思想统一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来加强。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合理化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通常会运用各种方法来解释或者神化皇权、捍卫皇权。
神化皇权最常用的手段就是通过各种思想的传播以及“君权神授”这一观点。“君权神授”作为解释中国皇帝权力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思想主张中有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也是历朝历代农民起义以及皇位更替不可缺少的过程。
比如说，为了推翻秦朝的残暴统治，大泽乡陈胜、吴广二人起义时必须制造一系列灵异事件来突出他们起义的合理性，以稳固自己后续的农民运动发展。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也正是“君权神授”的一种解释方式。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建议皇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种种学说配合了君权神授这一观点后，给皇帝这一位置披上了一层神秘又神圣且不可侵犯的外衣。在如此种种的合理美化下，“奉天承运”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皇帝在人间代替天庭处理人间事情，成为民间政治代理人是天经地义的。同时，流通于民间的各类书籍以及被皇权浸淫过的儒学文化无一不在拱卫这一思想观点，以此借助合理化王权。
“君权神授”是为了证明的皇权的天然合法性，礼乐制度是为了维护和加强皇帝名号的权威性。历朝历代皇帝会大力进行礼乐建设，使得这一制度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重要标准。
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等级关系在礼乐制度中被标注得明白清楚，比如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等级观念就使得军权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物，父权社会由此确立并且强化开来。
儒家关于礼制的理论成了等级制度的理论基础，全社会尊卑等级上下分明的阶级关系在被这类思想的裹挟下变得无法撼动。“仁、义、礼、智、信”在教化民众，维持等级秩序的同时隐性地压迫了许多具有先进、叛逆思想的“异类”。朝廷上还有一个分管礼乐制度的部门，名称礼部，甚至连绵延千年，取仕用人的科举制度都由其管辖。
礼制是皇帝制度温和的外衣，法制是皇帝制度的内核立场，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善于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捍卫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和权威。
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自认为自己功高盖世，便试图使自己的皇位二世、三世、千秋万世，世世代代永远地留存下去。但是，秦朝时期律令之严苛使得全国各地农民起义频发，最终二世而亡的结局让后续历朝历代的皇帝引以为鉴，因此“外儒内法”的体制运行模式渐渐被皇帝选用。
用温和的礼乐制度解释皇权的合理性，再用暴力手段杜绝异心之人，所以，但凡有一类挑衅皇权权威或侵犯皇帝尊严之事都会被处以极刑。从隋朝到清朝结束，各个封建朝廷的法典中被列入首要犯罪行为地皆是“谋反”二字，谋反是图谋反对君主的专制统治，是侵犯皇权的不可饶恕之过。因此，皇帝对谋反的处罚远高于其他任何刑罚。这是加强皇权的重要手段。
作为皇帝制度的核心制度，皇位继承制关系到皇权的延续和王朝的稳定兴衰。在商周之前，禅让制是部落城邦选举首领的方式，但是自西周分封制正式确立以来。嫡长子继承制以及家天下成了父权社会和皇权社会下的共有产物。
自西周到清朝起，太子是皇位继承的正统人选，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使得嫡长子继承制是顺理成章之事。
所谓的嫡长子是由皇后所生的第一子，若无长子，则由嫡次子接任皇位。只有在正后无子的情况下，皇帝才能考虑庶子的长子，制定这套制度则是为了避免为了因争夺皇权而引起皇族内部的争斗。
康熙时期的九子夺嫡皆是因为嫡子无能，不能继承大统，才引得其他诸子纷纷相争。尽管嫡长子制度确立，但是围绕着皇位交替的问题却随之产生，残酷的兄弟阋墙，姐妹反目，继承制度不断受到冲击，历史上各种兵变，谋杀，篡位等等问题一直出现。
这一制度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彻底被废除，雍正宣布改用“秘建皇储”的办法，即皇帝在自己的诸子里物色自己满意的继承人，然后将这一继承人的名字写到密道诏里储存，等到去世前后才将被皇帝的心腹大臣公布，被选定者则立即登位，其他一切兄弟恪尽职责，列进臣位。
雍正皇帝的这一做法削减了宗法制对皇位继承人的支配作用，扩大了候选人的竞选范围，这是对皇帝制度的一大改革。皇帝制度的发展不仅是在皇帝生前时期，在皇帝驾崩后的各种名号里仍然时有体现。
皇帝的年号是反映在位皇帝的执政纪年，皇帝的嗜号则是在皇帝死后，功臣按其生平事迹评定褒贬的称号。这一称号在西周时期已经被广泛采用，秦始皇登上帝位之后，为突出帝王之尊严，则不允许群臣以及普通的平民百姓对自己评议，于是他下令废弃皇帝之谥号，但这一制度在汉代吕后时期加以恢复，并且一直沿用到末清朝期。
所谓的庙号是指，在皇帝死后，太庙里祭奉特用的名号，自汉代以来开创者称高祖等等。除此之外，安葬皇帝的地方是陵寝制度，这一名号是根据去世皇帝的功过而命名，开国皇帝的陵墓称为“长陵”。在皇帝驾崩后，能突出皇帝这个无上权威的制度还有一种是人殉制度。
人殉制度自西周时便时有发生，但到秦始皇时便被废止。后续明朝时期朱元璋开启人殉制度，这是历史的倒退，也是皇权的异化畸变。
在清政府末期，皇帝制度摇摇欲坠，一直到辛亥革命起，君主专制彻底结束。这意味着专制社会结束，民主社会即将开启，是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封建王朝时期的皇帝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掩埋，家天下成为历史，江山作为私人所有物已经成为过去式，人民开始成为国家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