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有知识的文人、有知识的工人、有知识的商人、有知识的军人、有知识的农人，他们的相同点是什么？
很遗憾，这个答案在儒家统治中国时期是错误的。因为，在儒家看来，知识分子=文人，其他的工人、商人、军人、农人不管拥有多少知识，都不属于知识分子群体，只能归于分母群体。
儒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社会文化的主流，它的正面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其中最恶劣的影响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述：
这个等式解释为何儒家能独霸社会主流地位，长成了一个参天怪树，其下寸草不生的原因。
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兴起时期，士农工商的地位是平等的，《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其中，士不仅指文士，也代表武士。
到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导致教育权完全落到儒家手中，尽管儒家融合了百家之长有所发展进步，但是却形成了一个恶劣的习俗，将职业与职位锁定，把本来不过是擅长教育职业的儒家单独从四民中擢拔出来，成为当官的唯一途径，即要当官，就要先读书，学习儒学经典，然后走上仕途。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师门的传承和提携，经过几代发展就迅速编织成了一个庞大的，严密的，独霸的文人官僚阶层。
这一文人官僚阶层不仅垄断了知识的教育权，而且还极力打压其他职业，军人、工人、商人、农人不仅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任何高级文人如果“转职”其他行业，都会被视为对文人阶层的背叛，会遭到集体鄙视排斥，不被官僚体系所接纳。
宋、明、清时期，素有文官为帅的传统，一方面这是朝廷为了压制武人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官为帅通常都是短暂的，基本打完仗后文官们都会快速交出兵权转为文职，视长久担任武职为奇耻大辱，担心影响子孙后代的仕途发展。
儒家对中高级知识分子教育的垄断，让其他行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一直不高，仅仅是读书识字的水平，缺乏系统整理专业知识体系的理论家。尽管也有某些儒家弟子喜欢钻研科技，留下了少数经典科技著作，如《梦溪笔谈》（宋·沈括）、《天工开物》（明·宋应星）等，但在科技知识分子基数少的可怜情况下，无数的工匠积累的宝贵技术经验还是白白浪费，处于被文人阶层鄙视，甚至无视的境遇。
所以，中国自古有着丰富的科技经验，但很少有深度的科学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受知识无人传承的艰难还经常断代，导致后人重复研究轮子的现象屡屡发生。
儒学对科学在中国诞生的另一个毁灭性打击，在于其对“天理”的歪曲研究解释。本来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对自然天理的研究属于分内之事，但儒学的崇古传统，导致了后人对形而上学领域的研究被禁锢在儒家四书五经的“圈子”里，这就像现在许多人喜欢把佛学与量子力学强制挂钩，认为今天的量子力学的发现早在千年前佛陀就已经有预见。这种歪曲解读，还真懵逼了许多小白，经常把“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神学”挂在嘴边，以示对科学的鄙视。
其实，稍微有点科学素养的人都知道，科学是不可能从神学或者道德学中诞生的，儒学的本质是一门社会道德伦理之学，因此在这个框架体系中无论怎么研究天道，最终的结果是将天理扭曲化变为人理，将自然规律与道德规则混为一谈。比如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其理由是“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认为人性之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
那么，按照他的这个逻辑推理，我们也可以说“人性本恶，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结论同样成立！
在我看来，科学之树是不可能在儒家思想土壤中萌芽的，这就像用数学公式去写一本《红楼梦》是无理的，同样用道德学方法论去研究数学、物理学、化学也是可笑的。
其实，在西方长期以来科学也是被压制的，这个压迫者就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神学，在过去知识的传承是被教会学院垄断的，任何新思想的源头都必须追溯到《圣经》，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当年，伽利略在物理学和数学领域已声名鹊起，但是在那个”科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的时代，想要推翻一个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学说，何其艰难。然而，他通过望远镜对准天空看到月球表面的那一刻，震惊地发现月球根本不是光滑明亮的，却是坑坑洼洼的！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又是哥白尼的信徒，这一刻伽利略犹豫了，迟迟不敢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
但是，一个人对科学的信仰会带给他莫大的勇气，当伽利略观测到天空出现的一颗新星时，他再也不想沉默下去，于是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星的使者》的书，委婉地报道了自己从天文望远镜中看到的一切：月球表面是凹凸不平的，并且月球也不会发光；银河系不是气体，而是许多星星散落形成的；最重要的是，地球不是宇宙的核心，太阳才是；地球是运动的。
悲催的结局是，他被指责违背《圣经》教义，并被软禁直至去世。
然而，一个意外的危机事件中断了宗教神学对欧洲的思想垄断权，它就是令欧洲人闻名丧胆的黑死病大瘟疫。
14世纪中期一场鼠疫席卷亚欧大陆，它在整个欧亚大陆上传播，夺去了这个大陆近一半的人口。众多人口的丧生让欧洲陷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在疾病最严重的时期过去后依旧持续了数十年。在此期间，人们来到教会寻求神的指示，神父向他们的羊群提供忏悔和预防疾病的指示。大家纷纷去祈祷、举办宗教仪式、在门柱上放十字架，朝觐圣人的神龛。一些人甚至用更极端的忏悔形式来安抚上帝，被称为“鞭笞者”的人在村子间穿梭，用铁链和带着钉子的鞭子鞭打自己，直到流血为止。他们会带领公众游行，在游行中惩罚自己，试图亲自承担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就像人们认为的耶稣所做的那样）。其实，鞭笞者并没有让鼠疫停止，反而加速了它的传播，因为感染的跳蚤跟着他们游街串巷。因此，尽管有形形色色的忏悔和赎罪的措施，虔诚的基督教徒们和他们的神职人员们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死去。
由于神职人员在照顾病者方面承担重要角色，因此他们在鼠疫中的死亡率很高。一位同时代的观察者写道：“在阿维尼翁的英国奥斯汀托钵僧中，无一人幸存……在玛格罗那，160个修士中仅7人活了下来……在马赛，方济各会的修士无一幸存下来讲述这个故事。”如果说上帝连他所挑选的祭司都不爱惜，那么对其他广大众生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对很多人而言，这似乎是上帝放弃了人类，没有什么可以减轻他的愤怒。在威廉姆·朗格兰的诗句里：“现在的上帝聋了，听不到我们的声音，祈祷也无力阻止鼠疫。”人们普遍的反应是对教会失去了信任，因此离开教会的人数创下了纪录。
教会神职人员的高死亡率，以及大众对神学的怀疑批判，导致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爆发。这一运动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教育权从教会学院散落到民间教育机构，二是人类的思想创新突破了神学《圣经》的窠臼。
与东方儒学对官职的牢牢控制情况不同，在西方神学尽管对国王和官员具有巨大的威慑控制力，但神职官员与世俗官员是两条平行线，相互隔离的。因此，当新思想爆发后，政府官员对科学和科技的新发现接受度是较高的，甚至许多官员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爱好者，他们不会忌讳科学对神学的否定。这就使得科学知识体系在西方有一个比较宽容温和的思想发展环境，得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步发育成熟起来，最终成为撼动社会主流神学思想的替代者。
但是，在东方即使科学诞生了，如果与儒学发生了冲突，首先面临的就是政府官僚体系对科学的全面整体压制。所以，假如能够追溯到历史的每一个细节，或许我们会看到科学的萌芽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艰难的诞生过，但很快就被儒学知识分子给“铲除”了，因为科学所发现的天道之理是儒学所规定的人道之理无法解释和理解的“异端”理论，威胁和动摇了儒学的存在地位，所以它必然是一种“恶”的诞生，需要毫不留情的扼杀。（关于儒家对异端的警惕和扼杀，可参考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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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在中国科学界的天空上飘荡着两朵乌云，一朵乌云是思品课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一朵乌云是学校官员行政化……
钱学森临终前向殷切探望的总理发问：为何建国后大学培养不出大师？
其实，真正的原因钱老心知肚明，大师的苗子要么去当官了，要么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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