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的说，士族门阀制度在隋朝就已崩溃，但士族在隋唐虽经历了衰落，真正的覆灭则到了宋代。士族的衰落要感谢三个人：隋文帝、唐太宗和武则天，这三个人合力推进了一项对士族门阀影响深远的新制度，即科举制。
科举制的兴起成为门阀制度最终走向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士族们自身的堕落，以及不间断的农民起义，也是士族门阀制度最终覆灭的原因。
九品中正制VS科举制
门阀制度成形于东汉，在东汉后期，朝廷管理不力，导致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自己土地，地主阶级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到了三国时代，连年动乱，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地主豪强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步对政治阶层产生影响力。
西晋建立后，统治者为了得到大地主们的支持，干脆放手不管，任由这些地主们胡作非为。而东晋更是在南北士族门阀的支持下才得到建立和存在的，因此，门阀制度在东晋进入了鼎盛时期。到东晋末年，士族门阀已经和皇权旗鼓相当，甚至超越了皇权。
士族制度的形成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这些名门望族经济实力雄厚，不仅有自己的庄园，还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统治者们都要看他们的脸色；其二，在曹魏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的官员选拔制度，更是强化了士族的政治特权。
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时代特有的选官制度，也算是对汉代选官制度：蔡举制和征辟制的改良，由曹魏吏部尚书陈群所创，一直沿用到隋代才被废除。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州郡设立专门品评人才的中正一职，由中正根据家世、道德、才能三个角度评议各州郡用人，具体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中正将评议结果上报朝廷，朝廷则根据中正的评议结果对这些人才分别委以官职。
可见，汉代选官制度是自下而上的推荐制，改良前注重操行声望，改良后则变为以“家世”和“行状”为两大标准。家世易于确定，而行状难以评判，这就导致在选人标准上偏向于家世，这也意味着大大加强了世家大族们的可操作空间，逐步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士族门阀对政坛的操控也就逐步增强了。
到了隋代，隋文帝是关陇贵族出身，隋朝的建立也大大提高了关陇集团的地位。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实行了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在人才选用上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
科举制度是中国自隋到清1400年间实行的一种选官制度。在隋之前，我国古代的选官方式先后经历了商周时期的世袭制，汉代的举荐制，再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再到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是中国古人经过不断摸索所创立的制度。
科举制的出现标志着士族门阀制度的崩溃，但并不意味着士族的彻底消失。到唐初，士族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比如，在唐初的实际政务中，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仍起着重要作用。唐初入主关中所面临的东部形势是复杂的，那里既是山东士族的根据地，又是农民起义的中心，要想对山东地区进行有效的管理，就必须启用有声望的山东士族。因此，在唐高祖时代，山东士族在中央政府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士族、门阀以外的平民家庭被称为庶族，在士族横行的时代，他们没有特权，需要向国家缴纳赋税并承担各种劳役和兵役。此外，在衣着、婚配，甚至出门坐什么车都不能与士族相比。
随着士族在隋朝的没落，至太宗即位后，山东庶族地主也迅速崛起，在政局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太宗任用的22人当中，山东人就占到了一半，如高士廉、房玄龄、魏徵、温彦博、戴胄、李勣、张亮、马周、高季辅、张行成、崔仁师等，而且绝大多数人的出身是庶族。
士族维持其声望的重要标志就是血统，而延续血统的重要手段则要依靠婚配。所以，世家大族都习惯于内部通婚，以维护他们高贵的血统，以及与寒门的区别。
山东与江南士族的文化底蕴要比李唐家族高出很多，在通婚上并不把皇室新贵放在眼里，仗着自己的门第，他们却吸引了李唐王朝的“新官之辈”与之通婚，而新官之辈们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不惜花费巨资向山东旧族买婚。
这种状况对李唐王朝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新官之辈们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势，但社会地位却不高，唐太宗不能容忍这种婚配的盛行。于是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下令修订了《氏族志》。
《氏族志》修订的最大特点在于，只承认和保护当朝权贵，不依门第而入仕，即使五品以上的官员子弟可因门荫入仕，但却不能世袭。不论数代以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并遵从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山东旧士族崔民干等为第三。这就取消了旧族世代享有的高官厚禄的特权，并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赋予给那些官品高低不同的官员，但仅依靠门第并不能获得政治、经济特权。
但是唐太宗对《氏族志》的修订，并没有起到真正抑制山东旧士族的目的，只是对原有的旧士族进行了稀释，一些非士族出身的新贵也进入士流，从而使那些山东旧士族贬值了。
到了武则天时代，她为了实现自己的女皇梦，与世族大家展开了一场夺权的厮杀。在她称后的路上，就与关陇贵族集团大打出手，当时的王皇后是关陇贵族后裔，要想废黜王皇后，没有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关陇老臣的支持，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关陇集团门阀贵族都出身于历朝显宦之家，代代相荫，形成了庞大的家族势力。他们互相通婚，枝叶相连，从而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不仅排斥集团之外的人，而且对皇家也构成很大的威胁。
以长孙无忌为例，他的儿子在京中担任重要岗位，未成年的几个庶子也被授予五品朝散大夫的散官，还有族子、族孙也都荫袭在位。单长孙无忌一门在京中和地方为官者就多达几十人之多，再加上他与韩瑗、来济、于志宁等各家之间的联姻关系，使得整个朝堂几乎成了他们几个家族的天下。
这些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利害相依，长此下去，不仅庶族有才干的子弟得不到升迁，而且对皇权也是极大的威胁。
就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般，武则天也有着自己的铁杆支持者，比如庶族出身的的李义府、许敬宗、李世绩等。这些大臣为了在高宗武则天面前邀宠，自然站到了长孙无忌等人的对立面，在废立皇后的问题止，朝中大臣就分成了两派。
高宗武则天为了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不惜低头带着重金亲自上门贿赂长孙无忌，甚至让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因杨氏出身也是世族大家，也出面说情，但长秒无忌只收钱不办事。而褚遂良的反抗更夸张，为了阻止李治废后，磕头磕到流血不说，还辞职回家了。
武则天一怒之下要将褚遂良乱棍打死，在众人的求情下，褚遂良保了一条命，但被贬到了潭州。后来李治得到庶族出身李世绩（也是贞观时的旧臣）的支持，决定不再与大臣商量，下诏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
武则天要在政治上有所做为，那些士族大家是不可能支持的，这样一来，她就要大力扶持庶族出身的官员，严厉打击关陇贵族集团。武则天有的是手段，在她的筹谋下，最后，长孙无忌被削爵，流放，其家族子弟也受到株连，无一幸免。
武则天认为，只有摧毁门阀制度，根除门阀观念，才能使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为统治者所用。于是，武则天又重启了太宗年间修订《氏族志》的工作。这次修订工作全权由庶族出身的官员完成，以皇后武氏为第一等，其余的望族则以在唐朝担官品的高低为标准分成了九等。凡五品以上的官员不管其出身是世族还是庶族，都写了进去，一概进入世族，贯彻了“各以品位为等第”的原则，否定了旧的门第观念，笼络了许多庶族出身的新贵族，受到了大多数出身低微的人士拥护。
此外，武则天提倡科举，破格用人。在她的统治时期，不仅重视科举制度，而且还增加了殿试和武举试，还可以通过自举为官，因而选拔了一批杰出的人才，成为武周时期的中流砥柱，比如玄宗时代的名相姚崇、狄人杰、张九龄等，都是在武则天时代提拔起来的。同时，也大大刺激了士人参加科举的积极性，激发了一般读书人学习的热情。
唐朝之后，又经历了纷乱的五代十国，谱谍失传，政治与世族分离，到了宋代，唐时的世族已不为人看重了。
由此，则可以说，科举制是士族门阀制度最终走向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士族门阀自身发展的衰落
东晋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的鼎盛时期，随着他们在各个领域享有特权，安逸的环境使士族内部很多人开始走向腐化堕落。
淝水之战后，一批庶族开始崛起，他们拥有很高的政治、军事能力，自身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提高。到了南朝时期，宋、齐、梁、陈均有庶族的开国将领。
宋、齐、梁陈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与东晋时期相比，有很大的变化。东晋时门阀大族掌握政权，又掌握着军权，但到了宋武帝刘裕兴起后，寒门势力增强，门阀大族的政权和军权都受挫，但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基础依旧强悍。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之后，门阀制度本身也已经濒临破产，不再符合时代的发展，庶族逐渐崛起，直到隋文帝废除士族所依赖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推出科举制，彻底将士族门阀制度送上了断头台。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也导致了士族制度的衰落，就是农民起义。比如，东晋时期的孙恩之乱以及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都导致了士族门阀的深受打击。
综上所述，三个原因导致了士族门阀制度的崩溃，其中科举制的兴起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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