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牛，这也是可以说的吗？”
作为当下年轻人自我驯服的一个旁证，一段原本应迅速泯灭于信息洪流中的对“离沪人员”的采访，出其不意地在各社交媒体触发了广泛的传播。
在短短几十秒的问答过程中，接受采访的大学生表现出了一种近乎于潜意识层面的“负面词汇警惕性”，她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有一句反问重复了两次：
“这是可以说的吗？”
而这位同学所避讳的两个词，一个是“抢票软件”，一个是“黄牛”。
随之，澎湃的记者以一句令人陌生的回答，完成了整段访谈的“升华”。
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位记者的回答，在某个隐秘的角落，撬动了人们心中对这段采访的转发，她的回答是：
“可以说啊，新闻就是应该什么都报道，只要是真实的事情。”
可以想象，网络上充满了对这个年轻人过度自我审查的嘲讽。
确实，一个大学生，仅仅是谈论“黄牛”这样的词汇，率先脱口而出的竟然是能不能谈的疑问句，的确令人遗憾。
当然，我也能够理解，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在面对记者的镜头时，内心肯定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这种“自我保护”意识，不仅仅来自于媒体报道整齐划一的潜移默化，更多地，还在于普通人更为熟悉的愈加极化和撕裂的公共舆论氛围。
“公共发言”从未像今天这般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
往往在一场激烈的争论中，“对与错”甚至都已经成为次要的目标，而首要的目标已经变成对“敌方”的人格攻讦与侮辱。
重要的不再是“我要证明我是对的”，重要的是大声喊出：
你是傻✖️！
在很多人眼中，这短短的一段采访，甚至成为了当下呜咽的缩写符。而这个大学生也自然地成为了一个群体的“代言人”，代表着当下年轻人面对公共舆论的“失语”和“自我驯化”。
这当然是一种过度解读。不过，促成这种“过度解读”的背后推动力，近些年确有加剧之势。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中文词汇，在公共表达中，成了众人心中“非必要不表述”中的一员。
（二）
作为对照，另一段同样是来自于上海的采访视频，则讽刺地展现了另一组镜像：
有记者在地铁上，采访了一位小区刚刚解封的阿姨，问她“现在是什么心情”？
阿姨回答说：
“今天特别高兴！因为在家封了将近两个月，自从我出世到现在，还没受过这样的日子。被关在家里啊，不能出去，天大的笑话。”
在视频画面中，当这位阿姨说到“自从我出世到现在”时，采访记者手中的话筒，被一股未知力量推开。
到最后，采访呈现出一副非常诡异的画面，记者和被访者四目相对，但话筒却完全指向了另一旁的“透明人”。
两相对比，或许我们还能解读出，第一段视频中那位小姑娘心中“保护意识”的某种外溢：
对话题边界的确认，同样表达了对采访记者的某种“保护”，就是她并不想给那位作为“打工人”的记者，造成任何工作上的负面影响。
在技术手段如此发达的当下，如果一段话，“我”说出来却并不会播放，还有可能让你挨批，那不如沉默。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能感受到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公众对文章探讨边界的“主动收缩”。
以前有些文章被魔法擦除之后，总会有读者朋友发来一串惊叹的疑问：
“也没写啥啊，怎么就给删掉了？”
这两年则全然不同了。
一个在我看来再普通不过的话题，一件在我看来毫不犯忌的事，一篇在我看来极尽克制，甚至隐晦的文章，发出来之后，我的手机上就会不断跳出来如复制粘贴般的一些话：
“坐等消失，倒计时……”
“这些问题是可以公开说的吗？”
“超哥，我们还想继续读你的文章呢，注意点啊！”
我能明白大家心中那丝心照不宣的“脆弱性”，甚至在某个维度，我还能感受到读者朋友们，对我这个写作者所给予的脉脉暖意。
也确实，“负能量恐惧症”，早已在人群中爆发。
很多你所珍视的东西，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不过就是动动手指的事情。
一张A4纸，一夜之间可以让无数人失业，甚至让一个行业随风消散，何况是几个既不创造就业，又不懂得说“漂亮话”的穷酸秀才？
在时代宏音高亢嘹亮的共振下，在系统不容置疑的指令面前，个人的夙愿、福祉和生命所系，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在另一面，我当然常常涌起一种剧烈的荒诞感。一如那句：
“黄牛，这也是可以说的吗？”
（三）
对我而言，“正能量”是个语焉不详的词汇。
什么是“正能量”，什么是“负能量”？
坦白讲，在我的思维认知中，更多时候和我感受到的公众评价是相悖的。
譬如，疫情以来，媒体和舆论针对某地某城负面事件的曝光和讨论，会被很多当地人极度排斥，是他们心中的“负能量”，甚至有“刻意抹黑”自己城市的阴谋味道。
“你们就看不见基层防疫人员的辛苦、努力和牺牲吗？不要为黑而黑，能多看点正面报道吗？你又为这座城市做了什么呢？”
譬如，一件悲惨的事故发生后，媒体前往采访遭难的当事人或其家属，也会被很多人认为是“负能量”，他们叫嚣着：
“媒体能不能不要吃人血馒头了？不要去打扰受害人为自己赚流量了！”
类似的讨论和报道，是“负能量”还是“正能量”？
作为前记者，作为新闻系的学生，在我个人的认知中，这些讨论和报道，绝大多数都是“正能量”。
我不想再赘言，大谈媒体和舆论本就有监督和批评的“职责”。
我想说的是这些讨论和报道，对公众，对遭受不幸的个体，对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意义和价值。
我想说的是，人真的不是机器。一个人，不仅仅需要财富、阶层和升职加薪所带来的澎湃动力，一个人还需要来自情绪和心理的润滑剂，帮助他平滑生命中那些尖锐刺痛的磨损。
读那些灾后报道，读那些不幸个体的悲惨故事，我常常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情绪，就是这些遭受不幸的个体和家属——
他们有着强烈的将苦难诉说出来的欲望，有着强烈的将自己的委屈倾泻出来的憋屈感，有着强烈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记住这一切的妄念。
有时候，这种强烈的讲述欲望，甚至没有任何目的，他们仅仅只是想发泄出来，仅仅只是想将自己的遭遇讲述出来。
他们不想“闹”，更没有心思去“黑”谁，他们只是希望有一个不会游移的话筒，能够伸过来让自己说说话。
在那一刻，仅仅是说出来，仅仅是喊出来，仅仅是哭出来，仅仅是发泄出来，就是一股巨大的“正能量”。
而作为围观者的我们，目睹他人所遭遇的不幸，自己心里也会被撕扯，被刺痛，这是普通人面对他人不幸，内心所自然涌动的狐兔之悲。
很自然地，这种群体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人们希望可以被表达，被记录下来。
就像疫情中的很多不幸故事，在某个语境下，它们是“别有用心”的抹黑和攻击。
但对于“沉默的大多数”而言，这类报道，往往形成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公众情绪出口，平滑和消弭了人们心中涌起的巨大愤怒和悲恸——以某些人惯有的大局观来审视，恐怕没有比这更“正能量”的事情了吧？
“一切向前看吧！熬过去就好了。”
我常常觉得，类似上面这种话，只有遍历苦难后，又再一次重新站起来的人才有资格说，而即便如此，这份资格也仅仅适合“自言自语”。
一个未经风雨之人，是没资格劝别人“一切向前看”的。
岁月静好时，不要觉得他人刺耳的嚎叫是传播“负能量”。
衣食无虞时，不要去嘲讽那些手停口停的同胞渴望出门的急迫。
爱一国一城时，重要的是先要直视那些不幸之人的眼睛，悲其所悲，痛其所痛，爱那每一个具体的人。
我总是说，站在岸上，指责嘲笑落水者的模样狼狈，这不仅仅是冷漠，更是一种麻木的坏。
至于那些动辄诘问“你怎么不多写写正能量”的人，我想说的是，此地那么多媒体，每天制作海量的“正能量”暖心新闻，还喂不饱你吗？
你们是有多贪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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